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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法制新聞傳播

本站發表時間:[2020-07-22] 來源:北京法院網 作者:袁建華
  法律傳播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法律的產生,這是傳播的內容;二是要有傳播的手段或載體,這是傳播的形式。
  在中國古代,人們最初所遵從的是習慣法,其主要形式是禮和刑。此外,天子、諸侯、宰相發布的謨、誥、誓、命、訓等也具有法律效力。夏代的法律總稱“禹刑”。商代的法律總稱“湯刑”。無論是“禹刑”、“湯刑”,還是其后歷代封建王朝的法律法典,均是統治者強行發布和強制執行的,對于社會政治經濟有著極其重要的制約作用。因此,這些與法律相關的信息,也就成為了王公諸侯以及廣大民眾至為關注的信息。
  最早產生于先秦的詔、誥,屬于國家文告一類的布告。如《尚書》中的《湯誥》、《大誥》、《康誥》等,就是商湯王、周公、周成王等統治者發布的“告天下書”。后來隨著統治者濫用權力,便又有了“諭”體的產生?!爸I”又分為“手諭”、“口諭”,二者又通常稱為“圣諭”,也就是統治者隨心所欲地發布的號令。這些詔、誥、諭,主要通過兩種形式傳播:(1)口傳,由最高統治者傳給貼身宦官侍臣,再由宦官侍臣傳給相關主管官僚,再傳給執行官,直至相關當事人。(2)寫在甲骨上、竹簡上,再按照上述順序傳遞。但這個時期的傳播范圍較小,只能算作個人傳播,不能算是大眾傳播。
  后來,青銅器生產之后,奴隸主為了更好地將自己意志詔告天下,讓天下的老百姓都遵照執行,還把一些特別重要的法律條文,刻在用青銅鑄成的鼎上,詔告天下。這便是歷史上所謂“刑鼎”。
  刑鼎可以說是個人傳播轉向大眾傳播的一個標志,也可以說是法制新聞報道的大眾傳播形式由此產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法制新聞報道典范。
  后來出現了“邸報”。當時的“邸報”,也就是地方官府駐京辦事處向地方官府傳遞中央的詔令章奏和宮廷大事的一種官方文書。所以說,西漢時的“邸報”,充其量也只是一種官方的報告和情報,主要供地方官長及其幕僚閱讀參考的。但,“邸報”傳播方式,無疑也是包括法律傳播在內的一種比之刑鼎更為發達的傳播形式。也就是說,邸報雖然不是報紙,但不失為一種更為進步的傳播形式。
  到了唐代,隨著紙張生產的發展,大概是唐玄宗開元年間,邸報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種出版物的形式。這也可以看作是我國最早的官方報紙。它主要以發布皇帝詔令、皇帝諭旨、朝廷律令、大臣表奏、官吏任免、獎懲等,也有地方政治、社會治安、征糧賦稅、自然災害、農民起義等內容。所有這些,大多與封建社會的法有關。
  唐宋以后,這種官方的報紙有多種稱謂,除稱作邸報、官報外,又稱邸抄、邸鈔、閣鈔、朝報。到了明代中葉以后,首都北京等地的民間印報活動逐漸增加,開始出現了民間的報房和從事抄報工作的專門行業。這些主要由民間印刷和抄送的小報,又稱京報。京報除刊登宮廷消息外,還刊登查抄貪官污吏、案諭判詞等消息。與之前的邸報、閣鈔、朝報相比,京報的傳播更為廣泛,除了內閣幕僚、地方官吏,還擴大到士大夫、知識分子,甚至民間百姓,逐漸由貴族傳播轉化成為大眾傳播方式。
  明代的邸報和京報,法制新聞傳播的內容更廣,范圍更寬。這個時期的法制新聞報道,雖然還是以與“官方文書”相結合的形式出現,但可以說算得上真正的法律新聞報道了。明代的邸報,除涉及案件的報道外,還具有較高的政治透明度,敢于揭露朝廷弊政和官場黑暗,發揮了輿論監督作用。這是難能可貴的。
  清代京報的發布方式和發行渠道,和明代十分接近,主要由通政使司收受官僚題奏,由六科發抄皇帝諭旨和官僚章奏,由各省駐京提塘官抄錄傳送到地方。清代京報的內容,主要是宮門鈔、上諭、官僚章奏三大部分。其中,除朝廷律令、官吏任免、社會治安等法制內容外,在皇帝詔令、大臣表奏中也有征糧賦稅、自然災害等與法制相關的內容。清代的民間小報,“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采取寫錄”,信息量大。其中,尤以報道地方官場消息為主的“轅門抄”最受官紳們關注。其中有關官員任免、升黜以及官場鉤心斗角的部分內容,也與法制相關。清代民間小報,傳播速度也快,往往先于京報到達地方,致使一些獲罪官員聞訊后逃避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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